自传体小说·初稿 “你讲唦，一个乡下人，跑到日本去，跟孙中山一起搞革命——那是好大的事啊。” 爷爷蹲在门槛上，叼着烟袋杆子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 这句话，我从小听到大。 汉源县长河乡，有一个村子叫列胡村。 村名是一个人的名字——黎列胡。 按我爷爷的说法，黎列胡是我们黎家祖上的人，清朝末年就去了日本留学。那时候全村连县城都没几个人去过，他却坐船漂洋过海，跑到日本去了。在日本待了几年，不光学会了日语，还跟孙中山搅到了一起，参加了同盟会，搞革命。 我那时候小，不知道孙中山是谁，更不知道同盟会是什么。但爷爷的语气让我觉得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 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 “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。”爷爷吐了一口烟，不紧不慢地说，”从长河乡一路扫过来，过了好几个村子。那些村子有的被烧了，有的被抢了。可日本人的队伍到了列胡村边上——没进来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 “因为黎列胡在村口挂了一面太阳旗。” 我那时候不懂太阳旗是什么。爷爷说，就是日本人的旗子。黎列胡在日本有人脉有面子，他挂出来的旗子，日本人认得，知道这村子有”自己人”。 “整场仗打下来，”爷爷竖起一根手指，”方圆几十里的村子，只有列胡村没有遭过日本兵。” 我听得眼睛发直。 黎列胡的房子，就在南边最高的那块崖顶上。爷爷说那块地是他亲自选的——南边高耸为靠山，北边低缓为前照，东边封闭聚气，西边两口堰是活水。这叫”前有照，后有靠，左青龙，右白虎”。 一个读过书的人，回到乡下，还能看出这块地的眉眼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眼光。 “那你长大了想不想也混成他那样？”爷爷问我。 “想唦。” 爷爷笑了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，拿他那双糙手拍了拍我的脑壳。 “那就要好生读书。” 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。 土改的时候，黎列胡家的人是被镇压的。 列胡村全村的土地都是他家的。你种他家的地，交他家的租，住他家的房。他高兴了给你减两斗租子，不高兴了把你赶出去。全村几百口人的生老病死，都捏在那一家人手里。 我爷爷也是他的佃户。我太爷爷那一辈，也是给他家种地的。 可是你听爷爷讲黎列胡的时候，你听不出恨。他讲那面太阳旗，讲日本兵没进村，讲那个崖顶上的房子——他讲得眼睛发光。 我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。 对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人来说，他分得清两样东西：一个是”这个人家的地是不是我种的”，一个是”这个人有没有本事、有没有眼光”。前一个是阶级，后一个是人心。爷爷把这两样东西分得清清楚楚，放在心里两个不同的格子里，互不打架。 他恨他家的地，但他敬他这个人。 这就是农民。 我后来也问过爷爷：”列胡村为么事叫列胡村？他不是被镇压了么？” 爷爷吸了一口烟，想了想，说：”村子是土改以后改过了。现在叫幸福村。” “那你们平时叫哪个？” “叫列胡村。”爷爷把烟袋杆子往门槛上磕了磕，不紧不慢地说，”改名字那是上面的事。叫习惯了，改不了口。” 那年头，长河乡好几个村都改过名字。红旗村、胜利村、东风村、幸福村。名字换了，人在原地方住，地在原地方种。一口堰里的水，不会因为你改了个名字就变甜。 但爷爷心里装着的，永远是列胡村。 不是他记不住新名字。是那个名字里头，有一个人在外面见过世面、读过书、有本事。那个人被镇压了，但那个道理——”读书有用”——爷爷认。他认这个道理，跟那个人是不是地主没关系。 这就是农民的老实。你批他斗他，他认；你讲他有眼光有本事，他也认。他不掺和，他分得清。 我就是在列胡村出生的。1971年4月28日。 我爹黎元忠蹲在堂屋门口，叼着烟。接生婆在里面忙活。婴儿哭出来了，抱出来说”带把的”。我爹凑过去看了一眼，说了一句：”又添一张嘴。” 那年头家家都穷。多一个娃不是多一份喜，是多一张嘴。锅里就那么几碗稀饭，多一个人分，别人碗里的就更稀。我妈后来跟我说：”你生下来那会儿，你爹愁了好几天。”愁吃的。 但我爷爷很开心。不是因为我出生了——是因为他又有一个人可以讲他的故事了。 爷爷喇叭爹的大名叫黎鸣山。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喇叭爹？一口吹双锁呐的绝活，这一带找不出第二个。红事白事，主家第一句话就是”喇叭爹有没有空”。 但爷爷最厉害的不是吹锁呐，是讲故事。 他讲黎列胡在日本的故事。讲孙中山。讲那面太阳旗。他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，烟一明一灭的，像舞台上的灯光。他好像忘记了自己也饿着肚子——那年头吹锁呐给不起钱了，给几斤米。我一看见爷爷背米回来就知道，今天能多吃一口。 就算是这样饿着肚子，爷爷还是讲。 “你讲唦，一个乡下人，跑到日本去……” 他讲得起劲，唾沫星子飞到我的脸上。我蹲在他面前，听得出神。那个时候的我，不晓得么事是日本，么事是革命。我只晓得——我爷爷在跟我说话。他说的那些事我半懂不懂，但他眼里的光，我看得懂。 那个光说：你小子，不能一辈子窝在这个村子里头。 那时候饿啊。 早饭是看不见几粒米的稀粥，喝下去肚子胀一胀，不到半晌就饿得发慌。午饭和晚饭是红薯、杂粮、野菜掺在一起煮。米饭是金贵的，只有过年才有。 我记得我妈把碗底那点米汤刮给我。记得我爹蹲在门口剥着硬邦邦的红薯啃。 也记得夏天的黄昏。天没全黑，各家各户搬出竹床、小板凳在门口乘凉。大人们摇着蒲扇说话，小孩们疯跑。远处水田里青蛙呱呱叫，汉北河上传来的船桨声。爷爷偶尔在哪个角落里吹一声锁呐，不是曲子，就是随便吹一口气——嗯一声。然后朝我招手：”过来。我再给你讲讲黎列胡的事。” 我蹲下来，等着他开口。他抽了一口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一明一灭。 后来是搬家。1975年还是1976年，我四五岁了。坐船离开列胡村上西份，沿着汉北河走，过了几道闸门。岸上什么都没有。只有茅草棚子。 列胡村全村都姓黎，分上西份、下西份。村口一棵大槐树，底下是女人们端碗吃饭聊天的地方。三兄弟——老大黎元忠、老二黎义忠、老四黎和忠。三婶苏氏嫁进来以后，有人凑了句俏皮话：”朱吃苏蔡”。三婶知道了也不恼，笑着说：”那你们老黎家就是猪圈，我们几个女的就是菜。” 我爷爷喇叭爹生了七个小孩。他的锁呐声、他的故事、他蹲在门槛上拍我脑壳的那只粗糙的手——是我对列胡村最深的记忆。 有些村子的历史，写在县志里，写在课本里。列胡村的历史，没有。 列胡村的历史，写在黎列胡那面早就不在了的旗子里，写在我爷爷讲的那些真假难辨的故事里，写在北低南高的地势里，写在两口堰的柳树底下。 也写在我这个饿着肚子长大的黎家老三的骨头里。 2026年4月，我又回去了一趟。 村口的水泥牌子上写的是”幸福村”。 列胡村的堰还在，只是水浑了。柳树砍了大半。村口那棵大槐树也没了，听说前几年被雷劈了。 我在那块坡地上站了一会儿。北边还是低的，南边还是高的。跟我爷爷几十年前讲的一模一样。 可人不在了。那个叼着烟袋杆子讲故事的老头，不在了。他的锁呐声没有了，他的故事也没有人再讲了。 幸福村的牌子和列胡村的地，站在一起。一个是大字写上去的，一个是老天爷摆在那里的。 我站在那里，忽然想起了爷爷那句话——”地还在，根就在。” 他不是在说风水。 他是在说他自己。他这个被拴在汉北河边、一辈子没走出去过的庄稼人，把根种在了孙子身上。他敬那个人的眼光，他把那个人的道理抹平了嚼碎了，一口一口喂给了我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、哪个阶级，他不操心。 他只操心一件事——他的孙子长大了，不能窝在这个村子里。 现在我五十五岁了。 我站在这块坡地上，脚下是黎列胡选过的地势，头顶是幸福村的牌子。 我终于懂了。 农民不识字，但有智慧。他不跟你讲道理，他讲故事。故事里有一个去过日本的人、一面太阳旗、一座崖顶上的房子。故事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道理—— 好生读书。 这个村叫什么名字，不碍事。 道理还在，根就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