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出江花——第壹章 列胡村
自传体小说·初稿
我爷爷说，我们村出过一个了不起的人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有些话是他编的——但编给我听的。
列胡村这块地，是长河乡顶好的一块地。
我爷爷说的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叼着烟袋杆子，眼睛眯到一块，像是在跟老天爷打商量——”这块地给我老黎家，划算唦？”
你去看列胡村的地势——北边低，缓下来，像一把扇子铺开；南边高，收得急，像一堵墙立着。东边没出路，全是农田，封死了；西边是两口堰，一口大一口小，中间一条弯弯的小路，不到一丈宽，两边种着柳树。
这叫”前有照，后有靠，左青龙，右白虎”。
我爷爷不懂什么风水书，但他懂地。他在那片地上刨了一辈子，哪块地肥哪块地瘦，哪片是熟土哪片是生土，他闭到眼睛都晓得。他说列胡村这块地，天生就是住人的地方——北边缓，冬天挡不住冷风，但南边高把那风兜住了，不散；东边封死了，外人进不来，是个藏得住东西的窝；西边的堰，又给你养人又给你养鱼，活水。
“你讲唦，”爷爷说，”几百年前，那个选址的人，得有多大的眼光，才寻得到这么一块地。”
但这么好的地，列胡村却没有兴旺起来。
照风水的说法，这块地本来能旺一百年。可后来出了事——村子南边高地的崖顶上，有人修了一条路。路不宽，就是一条土路，落雨天踩上去两脚泥。但那条路的位置不对，正好把南边那堵”靠山”的气给泄了。风从北边来，撞到南边的墙，本来应该回旋聚气的，可那条路像一道口子，气全从那里跑了。
从那以后，列胡村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我爷爷说，这是定数。一块地的风水，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。你动了不该动的地方，破了就是破了，补不回来。
后来黎列胡家的产业败了，土地分了，房子拆了。到了我爷爷这一辈，全村人都在土里刨食吃，没有一家能吃饱饭的。
但我爷爷说，列胡村虽然是败了，这块地还在。地还在，根就在。只要根在，总有一天能重新长起来。
我不太信这个。但每次回列胡村，站在村口那块坡地上，看到北边低缓的田野、南边高耸的崖壁、东边一望看不到边的农田、西边那两口映着天光的堰，我又觉得——爷爷说的也许有道理。
地没变。变的是人。
人说完了，地还在。
汉源县长河乡，有一个村子叫列胡村。
村名是一个人的名字——黎列胡。
按我爷爷的说法，黎列胡是我们黎家祖上的人，在清朝末年就去了日本留学。那时候全村连县城都没几个人去过，他却坐船漂洋过海，跑到日本去了。在日本待了几年，不光学会了日语，还跟孙中山搅到了一起，参加了同盟会，搞革命。
“你讲唦，”我爷爷蹲在门槛上，叼着烟袋杆子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”那时候一个乡下人，跑到日本去，跟孙中山一起搞革命——那是好大的事啊。”
我那时候小，不知道孙中山是谁，更不知道同盟会是什么。但爷爷的语气让我觉得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。”爷爷吐了一口烟，不紧不慢地说，”从长河乡一路扫过来，过了好几个村子。那些村子有的被烧了，有的被抢了。可日本人的队伍到了列胡村边上——没进来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黎列胡在村口挂了一面太阳旗。”
我那时候不懂太阳旗是什么。爷爷说，就是日本人的旗子。黎列胡在日本有人脉有面子，他挂出来的旗子，日本人认得，知道这村子有”自己人”。
“整场仗打下来，”爷爷竖起一根手指，”方圆几十里的村子，只有列胡村没有遭过日本兵。”
我听得眼睛发直。
“你说这个人在日本混得好不好？”爷爷问我。
“那当然唦。”
“那你长大了想不想也混成他那样？”
“想唦。”
爷爷笑了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，拿他那双糙手拍了拍我的脑壳。
“那就要好生读书。”
黎列胡的事，爷爷跟我讲过很多遍。
每次讲的细节都不太一样。有时候说黎列胡是同盟会的元老，跟孙中山称兄道弟。有时候说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，日本天皇都要给他几分面子。有时候说那面太阳旗是日本一个什么大官亲手送给他的。
我后来长大了，慢慢觉得这些故事不太对劲。
一个汉源县长河乡列胡村的穷小子，去日本留了学，跟孙中山搞革命，同盟会元老，日本天皇都给面子——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？我翻过几本书，没有找到”黎列胡”三个字。
我开始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。
再后来我明白了——不是黎列胡这个人有什么问题，是我爷爷在讲白话。爷爷根本不认识黎列胡，他也没见过那面太阳旗。他这辈子最远去过县城，没坐过船出过省，更没见过日本人。那些故事，有的是他听别人讲的，有的是他瞎编的。
他编这些故事，是想要我好生读书。
我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自己没读过书，但他认准了一个死理——读书才有出路。他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就编故事。编一个了不起的祖宗，编一段了不起的历史，告诉你：咱们黎家出过这样的人物，你也不能丢人。
那些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不碍事。
重要的是，在我六七岁的时候，我爷爷蹲在门槛上，叼着烟，眯着眼睛，给我讲了一个叫列胡村的传说。那个传说让我相信——一个汉源县长河乡的穷小子，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。
关于列胡村的地势，我爷爷也跟我讲过。
说列胡村这块地，天生就不一样。北边低平，向南展开，像一把扇子铺在汉北河边。南边高耸，向上收起，像一堵墙立在田地上。东西之间是村子，东边全封闭——没有出路，全是农田，一片连着一片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西边对着那两口堰。
黎列胡的房子，就在南边最高的那块崖顶上。
“你讲唦，”我爷爷说，”全村的人在地里做活路，一抬头就看见他那座房子。他在上头，你在下头。他看得见你，你不一定看得见他。”
我没见过黎列胡的房子。土改的时候那房子早就分给别人住了，后来拆的拆、改的改，只剩地基。但我每次听爷爷讲那个地势，脑子里就有一幅画——一座孤零零的房子站在崖顶，下面是整个村子。
爷爷说，在土改以前，整个列胡村的人，都是黎列胡家的佃户。
全村的土地都是他家的。你种他家的地，交他家的租，住他家的房。他高兴了给你减两斗租子，不高兴了把你赶出去。全村几百口人，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，都捏在那一家人手里。
“那咱家呢？”我问。
“咱们家也是。”爷爷说，”你太爷爷那一辈，也是给他家种地的。”
“那他家好不好？”
爷爷想了想，吸了一口烟：”也说不上好不好的。那个年代，地主也是人，佃户也是人。他收你的租，你也活你的命。反正大家都没饿死。”
我后来长大了，慢慢理解了爷爷这句话的分量。
黎列胡去了日本，跟孙中山搞革命。可他家的土地，还是租给了列胡村的佃户。他革命革来革去，革的是别人的命。他自己家收的租子，一粒也没少过。
这个村子就是这么矛盾。一个出去了的人，用一个村子的名字纪念他。但留下来的人，世世代代在那片土地上刨食吃。
地还是那个地势——北边低缓，南边高耸，东边封死，西边是堰。崖顶的房子没了，但大树还在。树下经过的人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列胡村西边是两口堰。一口靠北，大一些；一口靠南，小一些。中间是一条弯弯的小路，不到一丈宽——八百，也就是两米多一点，刚好够两个人挑着水桶错身。小路两边种着柳树，年头久了，柳枝垂到水面上，风一吹，扫出一圈一圈的涟漪。
说这两口堰，其实原来是一口。不知道哪一年，有人在中间修了这条小路，把一口好端端的堰切成了两半。
关于这条小路，有一个阴阳先生说过的说法。我也是听爷爷讲的。
说很久以前，列胡村刚建村的时候，村前是一口完整的堰——又大又圆，水清得很，像一面镜子摆在村子前面。风水先生看了说，这口堰是列胡村的”聚宝盆”，水主财，堰主运，这个村子至少能旺一百年。
后来村里人为了走路方便，在堰中间修了一条土路，把一口好端端的堰劈成了两半。
从那以后，列胡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
爷爷说，那个风水先生后来又路过列胡村，看到堰被劈开了，跺到脚叹气：”坏了坏了，一口聚宝盆，你们把它切成两半，水不聚了，财气就散了。本来能旺一百年的村子，现在五十年就得败。”
没人信他的话。路修都修了，还能再把堰填回去不成？
可后来事情还真就照着风水先生的话来了。列胡村从黎列胡那辈往后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黎列胡家的产业败了，土地分了，房子拆了。到了我爷爷这一辈，全村人都在土里刨食吃，没有一家能吃饱饭的。说五十年败，其实也就三四十年的事。
“你说是不是那口堰的问题？”爷爷问我。
我那时候小，不懂什么叫风水，但听着觉得神乎其神的。
“那为么事不把路拆了，把堰恢复成一口？”我问。
爷爷笑了：”拆了路，你走哪里？再讲，破了的风水，不是把路拆了就补得回来的。破了就是破了。”
我后来想，这个风水先生的故事，八成也是爷爷编的。他编黎列胡的传说来鼓励我上进，又编风水先生的话来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穷——一正一反，都是他的道理。
可万一呢？万一真有一个风水先生说过这话呢？
一口圆圆满满的堰，被一条路切成两半。水还是那些水，鱼还是那些鱼，可形状不一样了，风水就不一样了。这话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列胡村确实从黎列胡之后就没什么声息了。
再后来分鱼分得再热闹，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——这个村子，确实是败了。
那两口堰，靠北大一些的，靠南小一些的。中间那条弯弯的小路，两边的柳树老了，枝条垂到水面上。
那两口堰是全村几百口人喝水的来源。也是养鱼的堰。草鱼、鲢鱼、鲫鱼，什么都有。
每年到了年关，村里最热闹的事就是干堰分鱼。
一大早，队上的人抬着抽水机来了。柴油机咚咚咚一响，堰里的水就开始往下落。小孩们全围在堰边上，又兴奋又着急，恨不得水一下子就干了。水越抽越浅，能看见水面下的鱼尾巴在翻腾，大的有五六斤，小的巴掌大，搅得水花四溅。
堰底慢慢露出来了。黑泥巴里全是鱼在扑腾，银白色的肚皮在阳光下反光。大人们卷起裤腿跳下去，用手抓、用网兜捞，一条接一条甩到岸上。岸上的小孩尖叫着去捡，满身都是泥。
捞完了，在村口大槐树底下过秤、分鱼。按户分，不分大小，不分贫富——你家几口人，分几斤鱼。队长的嗓门最大，喊谁家谁家上来领。领到鱼的人家笑眯眯地提回去，当天晚上整个村子都是煎鱼的味道。
那是一年里，全村人最平等的时候。
不管你是黎元忠还是黎义忠，不管你家劳力多还是劳力少，到了分鱼这一刻，大家都一样——一人一份，谁也不多，谁也不少。
可那堰里的水，平时不是拿来分鱼的，是拿来喝的。
家家户户挑水吃，都是从那两口堰里挑。早上起来，男人挑着扁担出门，两个木桶在扁担两头晃，到堰边蹲下去，桶一倾，灌满了，挑回来倒进水缸。一天的洗菜、做饭、喝水，全靠那两桶。
所以大家对那两口堰管得很严。堰边上不许洗粪桶，不许倒脏水，不许往里头扔东西。谁家的鸭子和鹅要是下了堰，主家要被骂好几天。
最要紧的是——小孩不许下堰游泳。
一到夏天，堰里的水清亮亮的，我们这些小孩热得不行，看着那口水心里痒得慌。可谁要是偷偷跑去游了泳，被大人知道了，回来就是一顿好打。不是怕你淹死——那水浅，淹不死人。是因为你在里头扑腾，把水搅浑了，全村人第二天还得喝这口水。
我记得有一回，村里一个半大小子实在热得受不了，趁中午没人，脱了衣服跳进堰里游了一圈。不知道谁看见了，告到他爹那里。他爹拿着扁担追了他半个村子，边追边骂：”你狗日的在吃水的地方洗澡，你让全村人喝你的洗脚水！”
那小子被逮住以后，屁股肿了三天。
从此以后，村里的小孩再没人敢下堰了。想洗澡？等天下雨，站在屋檐底下冲。
我就是在列胡村出生的。
1971年4月28日，辛亥年四月初四。春天来得晚，汉北河边的柳树刚抽出嫩芽，田里的早稻秧还没插完。天是灰蒙蒙的，压着一层云，像要下雨又没下下来。
我后来查过，那一天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。没有地震，没有洪灾，没有伟人诞生，没有战争爆发。整个中国都在过它最普通的一天。工厂冒烟，农民下地，小孩上学，大人生娃。
我就是在这样一天来到这个世界的。
没有雷电晦冥，没有蛟龙盘身，没有神人托梦。如果说列胡村有一个人的出生配得上天地异象，那应该是黎列胡。可惜连黎列胡有没有这个人都不一定。
我爹黎元忠蹲在堂屋门口，叼着烟。接生婆王大娘在里面忙活。我妈一声一声地叫唤。隔壁义忠叔跑过来问：”哥，咋样了？”
“还没。”
水烧好了，端进去。不多时，婴儿的哭声出来了。
“生了生了！带把的！”王大娘抱出来。
我爹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红通通皱巴巴的一团。他没笑。他把烟点上，叭了一口，说了一句：
“又添一张嘴。”
消息传开，也没引起多大动静。第三个娃了。在列胡村，这事连新闻都算不上。
那年头家家都穷。多一个娃不是多一份喜，是多一张嘴。锅里就那么几碗稀饭，多一个人分，别人碗里的就更稀。
我妈后来跟我说：”你生下来那会儿，你爹愁了好几天。”
愁吃的。
但我爷爷很开心。
不是因为我出生了——是因为他又有一个人可以讲他的故事了。
爷爷喇叭爹住在不远。他那屋子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喇叭爹？一口吹双锁呐的绝活，这一带找不出第二个。红事白事，主家第一句话就是：”喇叭爹有没有空？”
小时候我蹲在爷爷门槛上，看他吹锁呐。那声音又高又亮，震得耳朵嗡嗡响，飘到汉北河对岸去。
但爷爷最厉害的不是吹锁呐，是讲故事。
他讲黎列胡在日本的故事。讲黎列胡跟孙中山搞革命的故事。讲那面太阳旗保住了整个村子的故事。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，烟一明一灭的，像舞台上的灯光。
我有时候想，爷爷是不是把自己想做的事，安在了那个叫黎列胡的人身上。他这辈子被拴在汉北河边的这片土地上，没走出去过。但他不甘心。他吹锁呐的时候，那声音拼命地往远处飘，好像飘得够远，就能替他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
所以他才编了黎列胡的故事。
不是骗我，是给我一颗种子。
列胡村——这个人名命名的村子，到底有没有黎列胡这个人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我爷爷说是真的，我后来觉得是假的。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我又不那么确定了。
真的假的，有什么要紧呢。
要紧的是，在我饿着肚子长大的那些年里，有一个老人用他粗糙的手掌拍着我的脑袋，告诉我：我们村出过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你也能。
那时候饿啊。
一年到头，肚子很少有撑的时候。早饭是看不见几粒米的稀粥，喝下去肚子胀一胀，不到半晌就饿得发慌。午饭和晚饭是红薯、杂粮、野菜掺在一起煮——米饭是金贵的，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。
我最早的记忆不是爷爷的故事，是饿。
那种肚子里空空的、咕噜咕噜叫的感觉，比什么都记得清楚。两三岁的时候不懂什么叫饿，只是哭。哭了，我妈把奶头塞过来，没奶水了，我就咬着干嚎。我妈抱着我，也是干着急。
我爹蹲在门口，一声不吭。
喇叭爹的锁呐声也变少了。 人家办红白事，给不起钱了，给几斤米。爷爷照样吹，吹完了背几斤米回来。我一看见爷爷背米回来就知道——今天能多吃一口。
就算是这样饿着肚子，爷爷还是给我讲黎列胡。
“你讲唦，一个乡下人，跑到日本去……”
他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好像忘记了自己也饿着肚子，忘记了那几斤米撑不了几天。他讲得起劲，唾沫星子飞到我的脸上。
我蹲在他面前，听得出神。
那个时候的我，不晓得么事是日本，么事是革命，么事是同盟会。我只晓得——我爷爷在跟我说话。他说的那些事，我半懂不懂，但他眼里的光，我看得懂。
那个光说：你小子，不能一辈子窝在这个村子里头。
列胡村很小。小到你在村头吼一声村尾听得见。全村都姓黎，分上西份、下西份。村口一棵大槐树，底下是女人们端碗吃饭聊天的地方。男人们蹲在田埂上抽烟。
三兄弟——老大黎元忠娶了姓朱的，老二黎义忠娶了姓蔡的，老四黎和忠娶了姓苏的。村里有人凑了句俏皮话：”猪吃蔬菜”——”朱吃苏蔡”。三婶苏氏嫁进来以后知道了，也不恼，笑着说：”那你们老黎家就是猪圈，我们几个女的就是菜。”
我爷爷喇叭爹的大名，叫黎鸣山。他生了七个小孩。他的锁呐声、他的故事、他蹲在门槛上拍我脑袋的那只粗糙的手——是我对列胡村最深的记忆。
有些村子的历史，写在县志里，写在课本里。
列胡村的历史呢？
列胡村的历史，写在黎列胡那面早就不在了的旗子里，写在我爷爷编的那些真假难辨的故事里，写在北低南高的地势里，写在被打断的龙脉里，写在两口堰的柳树底下、年关分鱼的喧闹里、小孩偷游泳被扁担追的骂声里。
也写在我这个饿着肚子长大的黎家老三的骨头里。
童年的记忆，很多都是模糊的。
但我记得饿。记得喝完稀粥还是饿。记得我妈把碗底那点米汤刮给我。记得我爹蹲在门口剥着硬邦邦的红薯啃。
也记得夏天的黄昏。天没全黑，各家各户搬出竹床、小板凳在门口乘凉。大人们摇着蒲扇说话，小孩们疯跑。蚊子嗡嗡的，点一堆艾草熏。远处水田里青蛙呱呱叫，汉北河上传来的船桨声。
爷爷偶尔在哪个角落里吹一声锁呐，不是曲子，就是随便吹一口气——嗯一声。
他吹完，朝我招手：”过来。”
我跑过去。
他说：”我再给你讲讲黎列胡的事。”
我蹲下来，等着他开口。
他抽了一口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一明一灭。
后来是搬家。1975年还是1976年，我四五岁了。坐船离开列胡村上西份，沿着汉北河走，过了几道闸门。
岸上什么都没有。只有茅草棚子。
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但爷爷的故事，我记了一辈子。